艺术教育不止于技艺传授
发布时间:2020-06-01 17:14 | 来源:中国文化报
艺术中最根本的东西是无法教的,只能熏养和唤起。艺术教育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关切。关切如同心情的传递,是一切教与学中最困难的事。
艺术教育中这些无法教的东西,最好是通过示范而不是规范来达成,在观照与追摩中,学生们对事物、语言的敏感性慢慢地生长出来,他们才会逐渐体会到,有这么一些眼光,有这么一些做法,有这样一些感觉,甚至,有这么一种活法。这就是艺术教育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对事物的感觉,对世界的理解,对生命的态度。
在过去的50年间,艺术和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当代艺术系统的迭代,艺术教育的方式和意义也转化出新的内涵。艺术教育的社会现场日益多元,美术馆、双年展等各类公共展示平台作为艺术教育的社会化空间,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艺术教育也就不止于技艺的传授、观念的交流,更意味着传播情境的展开、公共性的构建以及艺术社群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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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前的艺术和教育只是一种“剥夺”与“置换”后的自我告解和自我治疗,我们期待着在告解和治疗中重新夺回我们的自我想象和社会想象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既定的手法、形式、风格,都只是假借之物,通过它们,你开始观察,开始描绘,开始试错,开始与世界磨合。在这过程中,你的感官被充分调动,你的感受力被重新塑造。真正的创造未必是感觉的增量,而是让熟知的世界焕发出新的光彩。熟悉的事物重新变得新鲜生动的时刻,就是艺术发生的时刻。艺术发生的时刻,世界又被刷新了一次。
艺术中最根本的东西是无法教的,只能熏养和唤起。艺术教育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关切。关切如同心情的传递,是一切教与学中最困难的事。一个人的敏感与善感、关怀与热爱,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教的。艺术教育中这些无法教的东西,最好是通过示范而不是规范来达成,在观照与追摩中,学生们对事物、语言的敏感性慢慢地生长出来,他们才会逐渐体会到,有这么一些眼光,有这么一些做法,有这样一些感觉,甚至,有这么一种活法。这就是艺术教育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对事物的感觉,对世界的理解,对生命的态度。
艺术中的艺术,是指艺术家生涯中那些充满真正想象力和能动性的艺术时刻。这些动人的时刻未必物化为作品,却凝聚成创造性的生命历程。艺术家的创造是经年累月的建构,而不是方案及其物化。我们生活、关切、爱恨、成功与失败,却从来没有范本或方案。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解放,而是重新占领——重新占领被景观资本买断的自我,重新夺回那些被剥夺的经验、情感,继而重建我们的感受力。
2003年,我拜访老一辈版画家赵延年先生,赵先生有一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他说:“我做一辈子木刻,就是为了每一刀下去都能够做到有情有义。”这些年,这句话常常翻滚在我心中。我以为,艺术学院所要创造的,正是这种“有情有义”。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只有在我们生命经验的测量与演练中,才能够做到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的知识需要身心具足的思考。艺术需要身心发动,艺术家全副身心地投入,所以常常感到纠结。艺术经验是复杂的,艺术家是一群对复杂性高度敏感、极度尊重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人,才最有可能去发展出一种打通身心的新的知行之学。
最近这几年,我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感觉。第一种感觉,我称之为“幕间”(Intermission)。“幕间”,是一出戏演到一半,中场休息,身在剧外,人在局中,台前台后都处在悬置、暧昧、断裂的状态。此刻正是世界艺术史的幕间状态。一幕已经结束,下一幕尚未开启。在这个幕间时刻,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建一种对世界的精微感受力?如何从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一种集体性的创造力?如何从今天新兴技术媒体的激进现实中,发展出一种充分介入日常世界的新艺术?如何从民众复杂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中,提炼出一种深度参与社会进程的新艺术?
第二种感觉,是“改变”。人类进入21世纪已经近20个年头。我们强烈地意识到——21世纪已经逐步奠基,新世纪的“意境”已经初露端倪,然而我们对此意境却还没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媒介改变了,社会治理与社会运动的方式改变了,民众诉求与集结方式改变了,散布和接受信息的端口改变了,甚至艺术本身的意义都改变了……改变已经发生,改变的力量已经浮现,艺术与教育是否依然在旧的范式内墨守陈规、在市场为大的氛围里随波逐流?
21世纪,艺术与教育正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媒介与技术的大发展使艺术、设计与知识生产发生巨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教育的变革与学习的革命,艺术的教育理念、学院的形态正经历着一次新的重塑。另一方面,在技术乐观主义的反面,我们看到,数码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新技术正导致感性的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艺术的原动力正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种种便利中被掏空、被置换。
如何才能寻找到反向的动力?在自然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化之外找到“辩证的另一极”,这正是21世纪艺术与教育的根本责任。
艺术的最高目标是以艺术创造向社会、向时代提案,继而催生一种社会进程。在这个层面上,艺术是一种心灵的社会运动,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生产,一种推动社会更新的行动。而教育,就是传播。艺术教育者或艺术传播者的目的就是造就出更多的艺术家。所以,艺术教育的公共行动不是政治宣传式的,也不是商业推广式的,而是结构性的和感染性的。艺术的信息在人群中传递,在群与我的团结中相互学习,交互展开,在高度整合化、自动化的社会中开辟出歧见和异质的空间。艺术教育的过程就是创造出艺术主体的过程,就是艺术家自我再生产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根本是一种“人学”,艺术与教育的使命皆在“立人”。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教育、策展都是所谓的“排演”。排演首先意味着缺席、反复、集结与狂欢,它通过身体、语言的连接和行动,开启一个公共之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人们可以获得生活的诗意和斗争的能量,可以重新定义自我和现实的关系,可以“无所畏惧地在一起”——格列托夫斯基说,这就是节日。在古希腊,诗人和艺术家无非是那些把众人带入节日的人。
作为排演的艺术教育,如同我所理解的策展一般,是一部面向人之“终极目的”的“行动之书”。这部“行动之书”所书写的一切,不是关于拜物的艺术,而是为了开展出生产的艺术、行动的艺术、民众的艺术和解放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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